在傳統實證音樂學研究裡，由於強調音樂的「自律性」，看待音樂通常以文本為中心，音樂生產的周圍環境一般被當成是次要的。在經過二十世紀後半的民族音樂學、新音樂學、與批判音樂學研究的重新思考之後，那些與音樂互動影響的歷史與社會「情境」(context)已經成為音樂學術研究不可忽視的成份。但即使如此，音樂與環境空間的互動，卻直到本世紀的開端，才漸漸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例如，最近歐美學界有關於「地景」(Landscape)與音樂認同的關係的研究，從而延伸至討論人類活動空間中的「音景」(soundscape)，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討論，可以說源自兩次大戰的後續檢討，包括 1920、30年代，德國現象學對於「環境」(Umwelt)或者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重視，以及二戰後歐陸哲學對於人類存在空間的重新審視。音樂研究方面，則開端於向來具有批判色彩的民族音樂學，以及受到批判理論影響的音樂社會學。在本世紀，則有英美學者所謂的「生態音樂學」(Eco Musicology)，加上英、法左派學者重新將音樂的物質性當成中心，而討論音樂在人類生活空間的「交換」(exchange)與「媒介」(mediation)過程，構成了二十一世紀將音樂與環境之互動當成研究對象的新嘗試。
在符號學漸趨多樣化的發展史中，生態符號學(Ecosemiotics)為自1990年代開始發展的學問。然而，它並不等同於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發展的生態學(Ecology)，亦有別於1970、80年代開始發展的生物符號學(Biosemiotics)。至目前為止，生態學的研究主題可歸納為四個領域：(一)生物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二)人類族群與其部落的關係、(三)人為系統的生成環境，以及(四)環境保護法令，分屬於自然科學以及社會學。另外，生物符號學則著重於有機體於特定環境中所產生的物理、化學反應以及訊號傳遞等，並堅持與當今的基因技術保持批判性距離。與此兩門學問相較而言，生態符號學則與文化符號學(Cultural Semiotics)維持較密切的關係，仍是自符號演繹以及意義詮釋的角度解讀特定文化建構與其周邊環境。因此，就研究範疇而言，生態符號學與生態學以及生物符號學有部份重疊，但是，它的研究對象並非侷限於動、植物，或有機體。再者，就方法而言，它則吸收較多人文學科的養份，包括人類學、哲學、美學、語言學，甚至是神學。人文學者雖然無法完全熟稔當今生命科學的術語，然而生態符號學則提供其討論相似主題的契機。畢竟，攸關人文學者的仍是語言使用者的經驗、詮釋事物意義的過程，以及後設語言的建立等。